莫言的高密、阿来的嘉绒藏区、迟子建的东北漠河、贾平凹的商州、刘震云的延津、毕飞宇的苏北……这些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里的著名风景，是作家故乡的真实描写，还是艺术想象？这些“故乡”，是如何孕育出那些伟大的小说？

　　带着这些疑问，从2016年夏天开始，系列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总导演、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率领团队历时2年时间，跟随上述6位作家，从零下42摄氏度的北极村到海拔4300米的巴郎山，从滔滔黄河到滚滚长江，从绵延千里的秦岭到一马平川的高密，一路寻找他们文学梦想最初升起的地方。

　　《文学的故乡》是中国纪录片人第一次深度聚焦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，以影像为载体寻找文学的发生与萌芽，以真实记录为手段，为中国当代文学存像，分为《莫言》《贾平凹》《刘震云》《阿来》《迟子建》《毕飞宇》六部。其中《莫言》入选了中宣部、国务院新闻办组织实施的“纪录中国”传播工程项目。

　　日前，张同道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，独家讲述拍摄幕后，“我希望观众看完之后，能找到自己的文学的故乡。这个故乡就是诗与远方，是心灵的家园。”

01谈拍摄动机：
“是圆自己的文学梦，也希望带观众找回文学故乡”

　　南方+：您为什么想拍《文学的故乡》？您是文学博士但一直从事纪录片的工作，好像跟作家接触得不多？

　　张同道：对，我是文学的逃兵。读完文学博士就开始转行，然后就一直“外行冒充内行”，在这个纪录片领域里“混”日子，这一下就20多年。但是我相信，每一个曾经热爱文学的人都不会彻底把文学忘掉。在我的心目中，文学始终是我的故乡。那么这一次（拍摄）其实也是借机会重新圆我的一个文学梦。

　　如果要说偶然的契机，这里边确实有个契机，那就是莫言老师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，这个事触动了我，我就知道中国文学已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，世界性的尊严。我们身边同时代的这些作家已经成为世界承认的伟大的作家。那我就希望能够用我的镜头为他们留下一些他们创作的历程，他们创作的那片土地，滋润他们的土地，支撑他们的土地。我管这些叫文学的现场。什么文学现场，就是他们描写的那些文学类的空间。比如莫言的“高密东北乡”，贾平凹的“商州”，这就是他文学的现场，也是他生活的土地。

　　但他们跟我们不同的是，他把自己生活的土地变成了文学的一个世界。那高密东北乡里边有《红高粱》里的故事，有《丰乳肥臀》里的故事，有《生死疲劳》中的故事，对吧？那这些都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著名的风景。可是它现实是什么样的？我很想去看一看真实的高密东北乡是个什么样。这就是拍摄这条片子最初的一个动机。

　　南方+：对你来说是圆了你的文学梦。对观众来说，您希望给他们带来什么？

　　张同道：“文学的故乡”，这里边有三个“故乡”。作家的文学故乡，我这次回到的故乡，第三个“故乡”是我希望观众看完之后找到自己的文学的故乡。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文学梦，文学是大家的。如果你有一个文学的梦，就意味着你就有了诗和远方，你就有自己一片的精神源泉一个心灵的家园。

　　现在的世界我觉得太物质化，太功利化，大家口闭口都是股票、房子、汽车。但是我想我们的心也需要一所房子，那么文学就是为心苗所建造的一座小木屋。我用了2年多时间来拍摄，也是希望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把文学呈现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重回阅读，重回经典，因为我拍这些作家都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。

02谈拍摄对象：
“为了让莫言同意拍摄，跟他说只拍一天，最终拍了20多天”

　　南方+：最开始策划就选定了这六个人吗？

　　张同道：我们可能最开始选的人比现在的范围要大，最终才敲定这六个的。

　　莫言老师不用说了，如果没有莫言，那这个系列我认为它就不成立了。因为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作家。那么我当时想，要拍作家的故乡。首先我希望拍的是农村的。人类的故乡就是农村。现在住在城里的人，往上差个两代三代也都是农村来的，土地才是人类真正的故乡。中国的文化长在地上，这些作家都是在农村长大，都有自己的一片土地，他们像植物一样，带着各自的风雨，带着各自的特征，长成一片美学与文学的森林。　

　　第二个，作家把自己的故乡变成文学的故乡。你来自农村，但是你在小说中没写，没写故乡的，那也不是我选择的对象。

　　第三个，标准可能会更高。这些关于故乡的描写，成为至少中国文学、甚至世界文学的著名创作。比如我刚才举的几个例子，他们都有名作，把这些故乡表达出来。同样要考虑中国的地理分布，我不可能选两个山东的作家，因为地貌是一致的。现在选择的，北有迟子建，冰天雪地；南有毕飞宇，水乡；西有阿来，藏族作家，这是一个高山，半农半牧；再往里走有秦岭，贾平凹；中原的刘震云。覆盖大半个中国。很遗憾没有广东，从文学的层面，广东目前就不算发达地区了。

　　南方+：在拍摄过程中，您怎么样取得这六位作家的信任？

　　张同道：你知道这些作家都是中国顶级的作家。所有成功的人士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很忙。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就是跟作家们沟通，获得他们的认同、同意参与拍摄。这也是最难的。莫老师原来是坚决拒绝拍摄。他从2002年接受过日本NHK拍摄之后就再没拍过纪录片。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，他就更不拍了。

　　人站在镜头前被拍摄肯定不舒服，所以有人要拍我，我也不让拍。莫老师也说了，最痛苦的就是站在镜头前被拍摄，最愉快的就是坐下来喝酒。我想对他来讲，他需要的是时间，是安宁的生活，是创作。拍摄肯定要占他的时间。像他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已是世界知名作家，我的拍摄也不能增加他的光荣。如果要拍，就纯属为纪录片奉献。再加上莫老师十分低调，平常不愿意见记者。所以他不愿意拍摄那是情理之中。最开始跟莫言老师沟通，说是只采访一天，这是一种策略。

　　南方+：他可能之前没有看过您拍的纪录片，您拍《零零后》都跟拍了十年。

　　张同道：我不敢告诉他，我要是告诉他，这一听要拍十年肯定就不干了。

　　其实我跟他说的是采访一天，并不是拍摄一天，事实上采访也不止一天。而真正开拍以后，莫老师是一个特别宽厚的人，特别理解我们，也支持我们，拍摄跨越3年时间，前前后后加起来超过20天。先把高密的高粱拍下来，然后陆续跟着莫老师去他当年当兵的地方、当年学习的地方，小说中写的地方，跑了很多地方。那段时间莫老师刚好在排练《檀香刑》的歌剧，莫老师一次一次去，我们就一次一次跟着去。这中间有两次回高密，我们就跟着他回高密，到今年3月是最后一次拍摄。

03谈本片特色：
“重回文学的故乡，看到不一样的文学”

　　南方+：怎么把作家的乡土情怀、他们成长的故乡和写作经历联系起来呢？尤其是以纪录片的形式，这个您觉得有没有难度？

　　张同道：当然有难度。如果没难度，这事情别人早就干了。但恰好这正是我们片子最大的一个特点。其实它不是在拍作家的小说，然后拿一段小说念一念分析分析，讲讲它有什么特点。那个是文学教授干的事，或者是百家讲坛干的事。我们不讲这个，我们讲的是作家怎么调动他的故乡和童年，这些资源，创作出他的艺术作品，怎么把故乡的元素转化成艺术的元素。这个表现当然有难度。

　　这部片子里每一集都必须有几个元素，第一，关于作家故乡的土地河流山川的描述，我们主要用航拍，描绘出这样一个有特色的地理空间，包括这个空间里的植物、粮食、都长什么样的庄稼。第二，每个作家必须回一次故乡，至少一次。莫言老师跟我们一起回了三次，回得最多。作家回故乡。就是我们想讲的，作家的故乡跟我们的故乡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仅养育了他，而且也孕育了他的文学。因为作家有能力把他的故乡和童年记忆转化成艺术。在回去之后，原来熟悉的地方，一棵树，一个马槽石墩，都能激发他的情感和回忆。

　　事实上莫言经常回高密。有时候想写东西，他就跑回去。为什么在高密写呢？莫言老师讲的，因为写的是高密的事啊。写到教堂了，骑上自行车去看一看，看一圈回来两个小时之后就写到小说里。这个就像我们家里要做饭炒菜了，上街上买捆青菜回来清洗，两个小时之后菜就吃到肚子里一样。

　　莫言的高密东北乡，胶河是没有水的，乡村是一片凋零的，但是就在这么荒凉的地方莫言老师创作出那么多活生生的人物。当我跟他们进行交流的时候，莫言老师笔下的人物都一一活过来，感觉非常震撼。之前通过纸，通过文字去找到了这些土地，现在又通过土地重读这些小说，我觉得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莫言和《红高粱》，看到了不一样的《尘埃落定》，不一样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。

　　南方+：您在拍摄之前会阅读他们的作品？有没有做一些准备？

　　张同道：那必须这样。但我读莫言的书，不是从这次拍摄开始，他的《红高粱》是我读书的时候，我当年读研究生的时候读，已经30年多了。我是1987年读的，《红高粱》是1986年发表。那时候我们都比较穷，没有钱买那么多书。这本书不记得是哪个同学买的，在我们的研究生宿舍里传看。每个人只能看三天，三天后必须拿出来给其他同学，书传到我的手上，那封面都快烂了。因为这个小说它有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，那些人物让人看了之后，长精神，有力气，非常震撼和激动。接下来的一年（1988年），他的电影就获得了国际大奖。当年就对他和他的高密很好奇，陆陆续续看了他很多书。

04谈作家个性：
“文学中的莫言大胆凶悍，事实上他淳朴厚道”

　　南方+：这6位作家，在拍摄前和拍摄后，您对他们的印象有什么不同吗？

　　张同道：关于莫言，要是你只读他的作品，没见过他的人，你会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很狂，天马行空，不拘一格，他的语言很大胆，想象很瑰丽。而且他的文风非常凶悍、大河滔滔，他是这么一个人。但是你真正接近他你才发现，他淳朴厚道，说话也是很温润的一种，考虑事情也很细腻，完全不像读他的文学作品感受的那样。其实你就看到一个人的两面性，当他在创作的时候，他就是他世界的王，他是自己文学王国的最高领导者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那一旦回到现实世界，他又是一个淳朴厚道的，在我看来是一个大哥，就是个大哥的性格。很多事都老想着你，很周到。

　　迟子建一开始也是不愿意拍，很犹豫。我说服她后，她说，那就拍拍我身后的山川，拍拍身后的土地、白桦林。迟子建的性格很像东北人，非常的坦率、真诚。有时候真诚得让你有点不太容易接受，她有什么意见，劈头盖脸就来，没什么隐晦、转弯。慢慢相处之后，就发现她的善良，她的细腻。拍她那个冰天雪地的北极村时，她就像个儿童一样，一见到白桦林，当时就倒在地上，哇哇叫（笑）。你看一个作家真的像孩子一样，她是透明的，纯净的。

　　阿来，他是从山川中长出来，我管他叫“自然之子”。他身上有种精灵的气质，带着自然的淳朴和智慧，身上有一种野性的魅力。

　　贾平凹呢，他是这里头年龄最长、出名最早的，他身上也保持着那种淳朴厚道，走在秦岭中，你能看到他的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。他和当地的农民打交道采风，就像访问自己的邻居一样，十分自然。三两句话就打开了农民的心扉，两人就自然而然地交谈起来了。

　　毕飞宇是一个学院派的代表，他的语言准确、表达清晰有力。我形容他的作品是像瑞士手表一样，结构精炼，他的语言和词句像用铜丝制作的那么精致，这个我也很喜欢他。

　　刘震云老师是一位智者，他那种无处不在的幽默和智慧，随时随地流露在他的生活中。举手成句、出口成章。这种才华、这种幽默和智慧也是罕见的。把作品写得好看，往往会不深刻，写的深刻往往会不好看。但刘震云老师是能写得好看、又深刻的一个作者。他的智慧不仅体现在他的小说里，也体现在日常生活、吃饭、走路、交往，这个给我的感受特别深，特别突出。

　　南方+：拍摄过程中，还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？

　　张同道：那很多了，有很多动情的瞬间，每个人几乎都有。我们和莫言回高密，有一回正好碰到他父亲95生日，大家劝他去城里过，老人一直不同意，好说歹说终于同意后，老人说了两句话，他说：“家里有干粮，咱们带着点”，莫言说：“不用，饭店都有”。老人又说：“家里还有烟，要不要带上？”老人没有把儿子看成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儿子，这就是一个纯朴的农民。老人甚至还说：你获奖以后比别人要低半头。　

　　我们跟随阿来去看望他的父母，哎呀，阿来妈妈一看见阿来老师回来，拉住手就哭了，可能也一年多都没见着。毕老师回到他出生的村庄，看到童年生活的地方，也是眼泪止不住就流下来，这种场景确实很触动人，都是他们面对自己的故乡、亲人，所焕发出的一种很强烈的情感。

05谈收获与遗憾：
“他们每个人都很忙，如果能有更多时间拍摄，片子会更丰满”　　

　　南方+：《文学的故乡》马上要播了，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遗憾？

　　张同道：遗憾也有，事实上我觉得从纪录片的角度，如果能有更多的时间纪实拍摄，那片子会更加丰满。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个人都很忙，能拍到这么多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（拍摄）是没有止境的。接下来还会不会跟拍，还不会增加其他人进来？这个我还没想好，这一季还没播呢，等一等再说。

　　南方+：您这么多年从事纪录片工作，拍摄的纪录片题材也非常不一样，您如何选择纪录片拍摄的题材？

　　张同道：我拍摄的纪录片，都是我自主选择的结果，拍自己想拍的。每一部纪录片都是向生活打开一扇门，这扇门就通向一个不同的世界。或者是自己的兴趣，或者是反映一种社会现象。

　　我觉得我拍得还不够好。在纪录片的艺术上还需要继续搏斗，继续前进。

　　南方+：《文学的故乡》有没有希望做一部电影？

　　张同道：这本身就已经够一部电影，但是莫言老师不愿意在电影院放他的故事，他低调，不愿意过多的在媒体上讲他。所以我们暂时先不准备做。我拍摄的纪录片《零零后》电影版马上就要出。

　　本文转载自南方+ 记者陶明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