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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张同道:《文学的故乡》炼造史
发布时间:2018-05-31

  莫言的高密、阿来的嘉绒藏区、迟子建的东北漠河、贾平凹的商州、刘震云的延津、毕飞宇的苏北……这些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里的著名风景,是作家故乡的真实描写,还是艺术想象?这些“故乡”,是如何孕育出那些伟大的小说?

  

  带着这些疑问,从2016年夏天开始,系列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总导演、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率领团队历时2年时间,跟随上述6位作家,从零下42摄氏度的北极村到海拔4300米的巴郎山,从滔滔黄河到滚滚长江,从绵延千里的秦岭到一马平川的高密,一路寻找他们文学梦想最初升起的地方。

  

  《文学的故乡》是中国纪录片人第一次深度聚焦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,以影像为载体寻找文学的发生与萌芽,以真实记录为手段,为中国当代文学存像,分为《莫言》《贾平凹》《刘震云》《阿来》《迟子建》《毕飞宇》六部。其中《莫言》入选了中宣部、国务院新闻办组织实施的“纪录中国”传播工程项目。

  

  日前,张同道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,独家讲述拍摄幕后,“我希望观众看完之后,能找到自己的文学的故乡。这个故乡就是诗与远方,是心灵的家园。”

01谈拍摄动机:
“是圆自己的文学梦,也希望带观众找回文学故乡”

  南方+:您为什么想拍《文学的故乡》?您是文学博士但一直从事纪录片的工作,好像跟作家接触得不多?

  张同道:对,我是文学的逃兵。读完文学博士就开始转行,然后就一直“外行冒充内行”,在这个纪录片领域里“混”日子,这一下就20多年。但是我相信,每一个曾经热爱文学的人都不会彻底把文学忘掉。在我的心目中,文学始终是我的故乡。那么这一次(拍摄)其实也是借机会重新圆我的一个文学梦。

  如果要说偶然的契机,这里边确实有个契机,那就是莫言老师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一年,这个事触动了我,我就知道中国文学已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,世界性的尊严。我们身边同时代的这些作家已经成为世界承认的伟大的作家。那我就希望能够用我的镜头为他们留下一些他们创作的历程,他们创作的那片土地,滋润他们的土地,支撑他们的土地。我管这些叫文学的现场。什么文学现场,就是他们描写的那些文学类的空间。比如莫言的“高密东北乡”,贾平凹的“商州”,这就是他文学的现场,也是他生活的土地。

  

  但他们跟我们不同的是,他把自己生活的土地变成了文学的一个世界。那高密东北乡里边有《红高粱》里的故事,有《丰乳肥臀》里的故事,有《生死疲劳》中的故事,对吧?那这些都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著名的风景。可是它现实是什么样的?我很想去看一看真实的高密东北乡是个什么样。这就是拍摄这条片子最初的一个动机。

  南方+:对你来说是圆了你的文学梦。对观众来说,您希望给他们带来什么?

  张同道:“文学的故乡”,这里边有三个“故乡”。作家的文学故乡,我这次回到的故乡,第三个“故乡”是我希望观众看完之后找到自己的文学的故乡。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文学梦,文学是大家的。如果你有一个文学的梦,就意味着你就有了诗和远方,你就有自己一片的精神源泉一个心灵的家园。

  现在的世界我觉得太物质化,太功利化,大家口闭口都是股票、房子、汽车。但是我想我们的心也需要一所房子,那么文学就是为心苗所建造的一座小木屋。我用了2年多时间来拍摄,也是希望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把文学呈现给大家,希望大家重回阅读,重回经典,因为我拍这些作家都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。

02谈拍摄对象:
“为了让莫言同意拍摄,跟他说只拍一天,最终拍了20多天”

  南方+:最开始策划就选定了这六个人吗?

  张同道:我们可能最开始选的人比现在的范围要大,最终才敲定这六个的。

  莫言老师不用说了,如果没有莫言,那这个系列我认为它就不成立了。因为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作家。那么我当时想,要拍作家的故乡。首先我希望拍的是农村的。人类的故乡就是农村。现在住在城里的人,往上差个两代三代也都是农村来的,土地才是人类真正的故乡。中国的文化长在地上,这些作家都是在农村长大,都有自己的一片土地,他们像植物一样,带着各自的风雨,带着各自的特征,长成一片美学与文学的森林。 

  

  第二个,作家把自己的故乡变成文学的故乡。你来自农村,但是你在小说中没写,没写故乡的,那也不是我选择的对象。

  第三个,标准可能会更高。这些关于故乡的描写,成为至少中国文学、甚至世界文学的著名创作。比如我刚才举的几个例子,他们都有名作,把这些故乡表达出来。同样要考虑中国的地理分布,我不可能选两个山东的作家,因为地貌是一致的。现在选择的,北有迟子建,冰天雪地;南有毕飞宇,水乡;西有阿来,藏族作家,这是一个高山,半农半牧;再往里走有秦岭,贾平凹;中原的刘震云。覆盖大半个中国。很遗憾没有广东,从文学的层面,广东目前就不算发达地区了。

  南方+:在拍摄过程中,您怎么样取得这六位作家的信任?

  张同道:你知道这些作家都是中国顶级的作家。所有成功的人士有一个共同特点,就是很忙。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就是跟作家们沟通,获得他们的认同、同意参与拍摄。这也是最难的。莫老师原来是坚决拒绝拍摄。他从2002年接受过日本NHK拍摄之后就再没拍过纪录片。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,他就更不拍了。

  人站在镜头前被拍摄肯定不舒服,所以有人要拍我,我也不让拍。莫老师也说了,最痛苦的就是站在镜头前被拍摄,最愉快的就是坐下来喝酒。我想对他来讲,他需要的是时间,是安宁的生活,是创作。拍摄肯定要占他的时间。像他这样的一个人,他已是世界知名作家,我的拍摄也不能增加他的光荣。如果要拍,就纯属为纪录片奉献。再加上莫老师十分低调,平常不愿意见记者。所以他不愿意拍摄那是情理之中。最开始跟莫言老师沟通,说是只采访一天,这是一种策略。

  南方+:他可能之前没有看过您拍的纪录片,您拍《零零后》都跟拍了十年。

  张同道:我不敢告诉他,我要是告诉他,这一听要拍十年肯定就不干了。

  其实我跟他说的是采访一天,并不是拍摄一天,事实上采访也不止一天。而真正开拍以后,莫老师是一个特别宽厚的人,特别理解我们,也支持我们,拍摄跨越3年时间,前前后后加起来超过20天。先把高密的高粱拍下来,然后陆续跟着莫老师去他当年当兵的地方、当年学习的地方,小说中写的地方,跑了很多地方。那段时间莫老师刚好在排练《檀香刑》的歌剧,莫老师一次一次去,我们就一次一次跟着去。这中间有两次回高密,我们就跟着他回高密,到今年3月是最后一次拍摄。

03谈本片特色:
“重回文学的故乡,看到不一样的文学”

  南方+:怎么把作家的乡土情怀、他们成长的故乡和写作经历联系起来呢?尤其是以纪录片的形式,这个您觉得有没有难度?

  张同道:当然有难度。如果没难度,这事情别人早就干了。但恰好这正是我们片子最大的一个特点。其实它不是在拍作家的小说,然后拿一段小说念一念分析分析,讲讲它有什么特点。那个是文学教授干的事,或者是百家讲坛干的事。我们不讲这个,我们讲的是作家怎么调动他的故乡和童年,这些资源,创作出他的艺术作品,怎么把故乡的元素转化成艺术的元素。这个表现当然有难度。

  这部片子里每一集都必须有几个元素,第一,关于作家故乡的土地河流山川的描述,我们主要用航拍,描绘出这样一个有特色的地理空间,包括这个空间里的植物、粮食、都长什么样的庄稼。第二,每个作家必须回一次故乡,至少一次。莫言老师跟我们一起回了三次,回得最多。作家回故乡。就是我们想讲的,作家的故乡跟我们的故乡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仅养育了他,而且也孕育了他的文学。因为作家有能力把他的故乡和童年记忆转化成艺术。在回去之后,原来熟悉的地方,一棵树,一个马槽石墩,都能激发他的情感和回忆。

  

  事实上莫言经常回高密。有时候想写东西,他就跑回去。为什么在高密写呢?莫言老师讲的,因为写的是高密的事啊。写到教堂了,骑上自行车去看一看,看一圈回来两个小时之后就写到小说里。这个就像我们家里要做饭炒菜了,上街上买捆青菜回来清洗,两个小时之后菜就吃到肚子里一样。

 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,胶河是没有水的,乡村是一片凋零的,但是就在这么荒凉的地方莫言老师创作出那么多活生生的人物。当我跟他们进行交流的时候,莫言老师笔下的人物都一一活过来,感觉非常震撼。之前通过纸,通过文字去找到了这些土地,现在又通过土地重读这些小说,我觉得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莫言和《红高粱》,看到了不一样的《尘埃落定》,不一样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。

  南方+:您在拍摄之前会阅读他们的作品?有没有做一些准备?

  张同道:那必须这样。但我读莫言的书,不是从这次拍摄开始,他的《红高粱》是我读书的时候,我当年读研究生的时候读,已经30年多了。我是1987年读的,《红高粱》是1986年发表。那时候我们都比较穷,没有钱买那么多书。这本书不记得是哪个同学买的,在我们的研究生宿舍里传看。每个人只能看三天,三天后必须拿出来给其他同学,书传到我的手上,那封面都快烂了。因为这个小说它有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,那些人物让人看了之后,长精神,有力气,非常震撼和激动。接下来的一年(1988年),他的电影就获得了国际大奖。当年就对他和他的高密很好奇,陆陆续续看了他很多书。

04谈作家个性:
“文学中的莫言大胆凶悍,事实上他淳朴厚道”

  南方+:这6位作家,在拍摄前和拍摄后,您对他们的印象有什么不同吗?

  张同道:关于莫言,要是你只读他的作品,没见过他的人,你会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很狂,天马行空,不拘一格,他的语言很大胆,想象很瑰丽。而且他的文风非常凶悍、大河滔滔,他是这么一个人。但是你真正接近他你才发现,他淳朴厚道,说话也是很温润的一种,考虑事情也很细腻,完全不像读他的文学作品感受的那样。其实你就看到一个人的两面性,当他在创作的时候,他就是他世界的王,他是自己文学王国的最高领导者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那一旦回到现实世界,他又是一个淳朴厚道的,在我看来是一个大哥,就是个大哥的性格。很多事都老想着你,很周到。

  迟子建一开始也是不愿意拍,很犹豫。我说服她后,她说,那就拍拍我身后的山川,拍拍身后的土地、白桦林。迟子建的性格很像东北人,非常的坦率、真诚。有时候真诚得让你有点不太容易接受,她有什么意见,劈头盖脸就来,没什么隐晦、转弯。慢慢相处之后,就发现她的善良,她的细腻。拍她那个冰天雪地的北极村时,她就像个儿童一样,一见到白桦林,当时就倒在地上,哇哇叫(笑)。你看一个作家真的像孩子一样,她是透明的,纯净的。

  阿来,他是从山川中长出来,我管他叫“自然之子”。他身上有种精灵的气质,带着自然的淳朴和智慧,身上有一种野性的魅力。

  贾平凹呢,他是这里头年龄最长、出名最早的,他身上也保持着那种淳朴厚道,走在秦岭中,你能看到他的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。他和当地的农民打交道采风,就像访问自己的邻居一样,十分自然。三两句话就打开了农民的心扉,两人就自然而然地交谈起来了。

  毕飞宇是一个学院派的代表,他的语言准确、表达清晰有力。我形容他的作品是像瑞士手表一样,结构精炼,他的语言和词句像用铜丝制作的那么精致,这个我也很喜欢他。

  

  刘震云老师是一位智者,他那种无处不在的幽默和智慧,随时随地流露在他的生活中。举手成句、出口成章。这种才华、这种幽默和智慧也是罕见的。把作品写得好看,往往会不深刻,写的深刻往往会不好看。但刘震云老师是能写得好看、又深刻的一个作者。他的智慧不仅体现在他的小说里,也体现在日常生活、吃饭、走路、交往,这个给我的感受特别深,特别突出。

  

  南方+:拍摄过程中,还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?

  张同道:那很多了,有很多动情的瞬间,每个人几乎都有。我们和莫言回高密,有一回正好碰到他父亲95生日,大家劝他去城里过,老人一直不同意,好说歹说终于同意后,老人说了两句话,他说:“家里有干粮,咱们带着点”,莫言说:“不用,饭店都有”。老人又说:“家里还有烟,要不要带上?”老人没有把儿子看成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,就是一个普通的儿子,这就是一个纯朴的农民。老人甚至还说:你获奖以后比别人要低半头。 

 

  我们跟随阿来去看望他的父母,哎呀,阿来妈妈一看见阿来老师回来,拉住手就哭了,可能也一年多都没见着。毕老师回到他出生的村庄,看到童年生活的地方,也是眼泪止不住就流下来,这种场景确实很触动人,都是他们面对自己的故乡、亲人,所焕发出的一种很强烈的情感。

05谈收获与遗憾:
“他们每个人都很忙,如果能有更多时间拍摄,片子会更丰满”  

  方+:《文学的故乡》马上要播了,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遗憾?

  张同道:遗憾也有,事实上我觉得从纪录片的角度,如果能有更多的时间纪实拍摄,那片子会更加丰满。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个人都很忙,能拍到这么多,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(拍摄)是没有止境的。接下来还会不会跟拍,还不会增加其他人进来?这个我还没想好,这一季还没播呢,等一等再说。

  南方+:您这么多年从事纪录片工作,拍摄的纪录片题材也非常不一样,您如何选择纪录片拍摄的题材?

  张同道:我拍摄的纪录片,都是我自主选择的结果,拍自己想拍的。每一部纪录片都是向生活打开一扇门,这扇门就通向一个不同的世界。或者是自己的兴趣,或者是反映一种社会现象。

  

  我觉得我拍得还不够好。在纪录片的艺术上还需要继续搏斗,继续前进。

  南方+:《文学的故乡》有没有希望做一部电影?

  张同道:这本身就已经够一部电影,但是莫言老师不愿意在电影院放他的故事,他低调,不愿意过多的在媒体上讲他。所以我们暂时先不准备做。我拍摄的纪录片《零零后》电影版马上就要出。

  本文转载自南方+ 记者陶明霞
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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